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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啦，”副官依然微笑着说，“伯爵夫人，您妻子，打算出国。大概是，胡说……”

    “可能，”皮埃尔说，沮丧地看了看周围。“这人是谁？”皮埃尔指着一个矮老头问，这人身穿整洁的蓝呢大衣，留着一把雪白的大胡子，雪白的眉，红光满面。

    “他么？是一个商人，他就是饭店老板韦列夏金。您也许听说了布告的事。”

    “噢，原来他就是韦列夏金！”皮埃尔说，打量着老商人那张坚强而镇定的面孔，在他脸上寻找细的表情。

    “这不是他本人。是他儿子写的布告，”副官说，“那年青人坐牢了，看来要遭殃。”

    一个戴勋章的小老头，还有一个脖子上挂十字架的德裔官员，走到谈话的人们跟前。

    “你们知道吗，”副官详细作着说明，“事情弄混淆了。那篇宣言是两个月前发现的。向伯爵报告了。他便下令追查。加夫里洛、伊凡内奇查出，宣言已经经过六十三人的手。先追问一个人：‘你从谁那儿搞到的？’‘某某人。’又去找这个人：‘你是从谁手里得到的？’等等，一直问到韦列夏金……一个没念过什么书的小商人，你们晓得的，一个不讨厌的小商人，”副官微笑着说。又问他：‘你是谁给你的？’而主要的是，我们知道是谁给他的。他不可能从别人手里得到，只有从邮政局长那里。但是，他们显然串通好了。他说：‘没有准给我，我自己写出来的。’逼他也好，劝他也好，他总坚持：‘自己写的。’只好这样报告伯爵。伯爵吩咐把他叫来。‘你的布告是哪儿来的？’‘我自己写的。’呶，大家都了解伯爵！”副官骄傲地愉快地笑着说。“他勃然大怒，神态真可怕，你们，竟然那么胆大妄为，撒谎和顽固！……”

    “噢！伯爵要他供出克柳恰廖夫，我明白了！”皮埃尔说。

    “完全不需要，”副官惊慌地说，“即使没有这一条，克柳恰廖夫也有罪过，所以才被流放。问题是伯爵非常气愤。‘你怎么可能写呢？’伯爵说。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汉堡日报》。‘是这个。你没有写，是翻译的，而且译得很糟，因为你这个傻瓜甚至不懂得法语。’您猜怎么着？‘不，他说，我根本不看什么报纸，我自己写的。’‘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是叛徒，我要把你交付法庭，你会被绞死的。说，从谁手上拿到的？’‘我什么报也没有见过，是我写的。’事情就这样僵持着。伯爵把他父亲召来：他仍坚持前供。可是，交付法庭，好像判处他服苦役。现在父亲来为他求情。为这坏小子！你们知道，这样的商人儿子绔袴，勾引女人的家伙，在哪儿听了演讲，于是就满不在乎，无所顾忌。这就是一个！他父亲在石桥旁边开了一家饭馆，在饭馆里，知道吗，挂着一幅全能的上帝的大画像，一手握权杖，一手托金球；他把这张圣像拿回家去好几天，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找来一个浑蛋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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