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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发现和1572年第谷发现的彗星并列，它们被分别称为“第谷星”和“开普勒星”，因为它们出现时都产生了异常耀眼的光亮，在那个以肉眼观测的时代意义非凡。

    然而这两件事中却有着不同的意义，虽然教会禁止占星活动，可是皇帝却想知道未来的走向。有皇帝带头，世俗也跟着效仿，占星术士们因此得到了大量的资源和金费。

    但是1604年的新星发现却摒除了与神迹、预兆之间的关系，被开普勒归类为一种自然现象。

    它被记录在了开普勒出版的书《新星》里，除此之外还有他认为行星的轨迹是椭圆形，而非古典时代所以为的那样是正圆，它的重大意义之处在于终结了预言和神谕与星星之间的关系。在经书上，东方三博士正是遵循了伯利恒之星的指引找到了马厩里降生的以赛亚。

    由于公众对奇迹的渴望不断高涨，占星术士们几乎每天都会发表新的预言，而在1602年开始开普勒就不打算迎合公众，在其发布自己的年度预言观点时宣布决定限制预言的范围。

    这并没有引起教会的关注，因为当时确实有一些“预言家”会发布一些小册子，大部分内容都是空洞且一文不值，并且有诱导作用的“预言”。

    如果他们抱着这种态度写预言，且预言内容又应验了，那他们肯定还会再试，因此开普勒的观点提出后很快就被人们接受。

    占星术的一个作用除了预言人类的未来，还要预示天灾，1524年的大洪水占星术士们并没有预言到，引起了很大的波澜，因为大洪水总是让人免不了和世界末日、诺亚方舟联系在一起。

    “预言家们”很大一个碰运气的地方就是预言冰雹、洪水之类的天灾，蒙对了自然被人说预言应验，就算没有中也会有别的说法可以推卸责任。

    那时第谷已经死了，他是在布鲁诺被烧死后第二年死的，布鲁诺之死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有不少人放弃了坚持日心说。第谷则要求弟子们关注星表的精确度，而非天体秩序，他本人也是那么做的。

    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照相机”，不参与当时学说的争论，不论是日心说还是别的学说的学者都可以用他们的资料库。

    开普勒说这件事没有问题，同样讨论这颗新星的伽利略却遭到了尖锐的指责，甚至在其在帕多瓦进行公开演讲的时候，被人在台下大喊“胡说八道的新哲学家”，并被归属于“反对神迹”的阵营里。

    奥卡姆剃刀的另一种应用是，比如一棵树在风中晃动，它有两种可能，第一是被风吹的，第二是被无形的精灵摇晃而动的，如果认为是第二种可能性的人，则需要证明无形的精灵存在。

    第二种逻辑比第一种要复杂很多，同样算命占卜也是那么回事，培根爵士说，信仰本身是一种美好的事，但不要过度相信，与其陷入一种错误的信仰，倒不如不信。

    如果古代人崇拜星辰是因其揭示命运，那么重建人和星辰的联系比打碎它还要难。

    事实上天文课和历史课一样不受欢迎，因为天文课必须晚上上，必须熬夜，历史课正好补眠。要不是因为它是必修课，很多人是不愿意上的。

    这把剃刀牛顿将之磨得更加“光亮”：所有不能做实验和观测的东西都不值得辩论。如果按照这个论点，20世纪以后的物理学前沿理论几乎都会被剔除，但考虑到牛顿所处时代，并没有那么多仪器设备观测无形世界。

    威廉布莱克将牛顿的形象一定程度丑化了，他面对着观众的一面不着寸缕，类似他画的巴比伦国王，可是另一边却穿着白纱。牛顿关注着面前的一隅，用金色的圆规进行丈量，却对身后庞大的自然视而不见。

    与牛顿同时期的博物学家约翰·雷认为造物主创造的世界是代表其理性，人类在观察其造物的过程中明白造物主的智慧，他不仅在英国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还影响到了后世。

    《老虎》代表的是一种不在人类掌控中的秩序，这是由经验而来的，就算威廉布莱克没有看过野生的孟加拉虎，也至少看过动物园里的。

    而“神奇动物们”则更像是想象的，纽特在封面开头也写了，麻瓜们会一笑置之，不会信以为真。

    有些人从来没有换一个角度探究过这个问题，那只“大猫”驺吾就这么出现在了巴黎街道上，它是扰乱了秩序，所有看到它的麻瓜嘴巴都张成了圆形，所有人在惊讶或尖叫时都会发出“啊”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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